经济学研究的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学好经济学有助于产品经理客观评价事物,对产品有更深刻的理解。认识丽莎阿姨的人都知道,我是物理系研究生毕业,之前几乎所有的...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是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接受36氪采访时,他谈了自己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以及他对于技术革新带来的泡沫的看法。
近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经把经济学描述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人性”。而经济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人们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事务进行细致、实时和大规模的观察,理想状态是三者同时实现。
陆铭是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之前出版的书《大国大城》,曾经引发过关于城市的很多讨论。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刊登了一篇文章,在其中,陆铭说,关于城市和城市化,大众可能存在以下三个认知误区。
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书《改革的逻辑》里提到,无论是公司、行业还是国家,都存在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
互联网带来的一大好处是,通过制造出海量信息来缩小信息不对称。比如,你在选择到哪家餐馆吃饭时,可以通过查看其他用户的评论,帮助自己做出决定。如果很多人都说某家餐馆很难吃服务又差,你显然就不会选择它了。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并不能完全被消除,甚至可能会制造出新的信息不对称。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同情心、同理心这两个词。不少学者和企业家也把是否具有同理心、同理心有多强视为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做互联网产品方面,在产品经理界名望很高的产品经理,现任滴滴副总裁俞军就说过,他在看产品新人时,会认为同理心是最关键的,“产品经理必须有同理心”。
87岁的吴敬琏应该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了。9月23日他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发表视频演讲,敦促大家要更深入地去研究基本问题。吴敬琏说,中国企业界和政治界的改革人士,虽然在推动改革和发展上做了很多贡献,但也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对千变万化的形势跟得比较紧,对背后的基本问题研究得不够深入。”
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是中欧商学院的教授。上课时他经常会问学生几年前他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然后,他发现,四五年前,很多人做投资,无论是做VC还是做PE;三年前,很多人在做电商,而且卖车厘子的特别多。这让许小年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做同一件事。然后,最近两年流行的风口又变成互联网金融和人工智能。
林毅夫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林毅夫回到中国,担任国务院参事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2013年以103岁高龄去世的经济学罗纳德·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一位大师级的学者。科斯对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影响巨大,比如张五常。正是科斯在1980年代力劝张五常离开美国,到香港大学教书。因为科斯认为中国将发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课题。科斯在晚年还曾在芝加哥大学组织过两次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研讨活动。科斯去世之前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同中国相关的,叫《变革中国》。
罗伯特·席勒是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过,罗伯特·席勒最为大众熟知的是,他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非理性繁荣》,这本书比较了美国近140年股市市盈率的变化,然后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股市已经脱离了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是一种泡沫式繁荣。几乎在这本书出版的同时,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出现了暴跌。罗伯特·席勒因此名声大噪,非理性繁荣这个词语也成为每次人们提到泡沫时最常用到的词语。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在自己的专栏文章中说,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实用学科,在应对最近的经济危机上,并不成功,因此需要重建。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经济学家张维迎7月11日在2017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荷兰历史学家罗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TED演讲中说,要永久消灭贫穷,解决方案其实非常简单:给钱。造成贫穷的原因,不是缺乏知识——因此提供教育短期内效果并不好,也不是因为穷人天生具有性格缺陷,不善于做决定,真正的原因是,穷人没有钱。很多人会认为,这不是废话吗?但是罗格·布雷格曼的这个说法还真存在实验支持。
因为两个变化,经济学的研究体系,受到了挑战。一个变化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人们质疑,为什么经济学家们没有能提前预测到这次危机。另一个变化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被认为是传统经济学解释不了的。